他为了电影《明明》来上海，逗留1个小时，参加两场首映会，堵车3小时，半夜12点到酒店，犹豫了5分钟后，还是给我们时间，愿意聊一下。90分钟的采访和拍摄，他几乎进入了某种游离状态，努力说国语，会有“我我我”的小口吃，回答问题前总会盯着天花板仔细思考，采访机里便留下空白的30秒。这是一个有些疲倦的黄耀明，或者也更接近真实的黄耀明。
       即使黄耀明这样近在咫尺，似乎也很难从他的神情、他的礼貌里读到属于他的真正片段。这大概可以归结为他的双子座特性，不在乎，冷感，好似隔着雾的花。他并非不坦诚——只是会告诉你，你看到的他只是一部分，而真实的全部，或许只可以隐秘地分享，或许连他自己也不明了。

       他还没来得及换下那一身艳红色的西装，这样浓重的舞台气息和他柔润的表情却相得益彰。在香港，他往往成一个“华丽”的代名词，大概是从那首著名的《春光乍泄》开始，渐渐塑成风格，“妖”、“姣”这样的形容词被砌在身上也不在乎，大咧咧每次金光夺目地出场。这也成为他的安全名片，一道自我和外界之间的屏障：一边静默温厚，一边任想象旖旎飞扬。
这种“两分化”几乎成为黄耀明的一种生存方式。
       总有人说他游走在“大众”和“艺术”的边缘，不过分曲高和寡，又保留神圣不可侵犯的部分。他一边和最热门的新兴歌手争劲歌金曲榜的第一名，一边可以上香港最cult的杂志封面。形象上极尽铺张的华丽与内容的严肃不矛盾，作品的商业化和表达的另类化不矛盾，他像一个光滑球体，无法剖析出平面贴上标签，总有另一个背面让人向往，却永远无法看到完整的呈现。
       于是心安，一千个人心里有一千个哈姆雷特，我只记取所见的这百分之一的黄耀明。
        这一次，他担任电影《明明》的音乐总监，一路从香港到广州、到上海、到北京参加电影首映，自己的唱片的宣传都没有过如此勤力。黄耀明为电影所做的音乐好像一场戏中戏，让每一个人无法言说的情绪和性格，从平面的影像纵横到想象的维度，饱满而充满张力。